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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茂讲堂》第一辑、第二辑 刘光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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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茂讲堂》第一辑
（摘编）
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是20世纪世界电影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电影运动，被公认为是传统电影与现代电影的分水岭。一大批二战废墟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向传统电影模式举起了拳头，这些集体中的孤独者，他们为电影而生，并立志要把电影玩到残。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价值重塑，挑战者们极力在讲故事和集体叙述以及其他传统玩法上找茬，要朝电影最固化、最得意的地方来上一刀。
戈达尔就是这样一只电影森林里不安分的老鸟，在春风和谐的银幕上，不时发出几声走调的颤音。由于天生的反叛情绪，又善于变换调调，一出山就有一批电影人追随了他，几乎是情不自禁，渐渐形成了新的合声，这就是1950至1960年代的法国电影新浪潮。
这批年轻人的主张非常直接：电影不一定要讲述虚拟的故事，甚至讲故事本身也值得怀疑；电影不仅仅是娱乐的载体，它应该加入某种程度的哲学表达；电影并非要由专业的演员来演绎，普通人也能够出色地呈现主题；电影不是商业机构和科班导演的专利，每一种个体力量都有可能完成这种伟大的创想……
《三峡好人》电影剧照
非专业演员可能在演技上有所欠缺，但在对角色的理解上却可能更有代入感。比如，贾樟柯在访谈中就说过，在拍摄《三峡好人》三明与幺妹单独交流的戏时，幺妹问：“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十几年了你才来找？”剧本里，三明有一段很长的回答。拍完以后，三明对贾导说：“哥，我不要说话行不行？“贾樟柯反复琢磨，最终同意了三明的意见。所以在影片里，三明只有沉默，并没有答复。也许这更符合角色的实际情况。如果能够清晰自如地解释苦难，底层大众的隐忍偷生或许就不那么令人感动了。或许沉默和缓慢，才是戳痛我们泪点的那根游丝。
王家卫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电影新浪潮的最前沿，把文艺片玩得不要不要的。他的每一部电影，从剧本、剪辑、拍摄到音乐，都是剑走偏锋，在针尖上跳舞，让我们一次次惊叹：原来电影可能这样玩！许鞍华、徐克、麦当雄等人的新浪潮尝试，到了他们手上，就到了疯狂而不顾一切的程度。王家卫的作品里，始终隐藏着杜可风和张叔平的影子，是他们让这位墨镜王的故事和想法变得魔幻而神奇。画面分割，多点叙事，动荡不定的夜色，无处不在的雨水，223、1818、2046等莫名其妙的数字，都是他们的艺术路标和内心独白。他们说：“世界太老，话已被人说尽。”
《东邪西毒》电影海报
我自文学转向影视后，对影视的关注更多一些，但是看了《兰茂讲堂》中《东方电影新浪潮》后，依然感触很深，深感自己对电影方面了解的狭窄。光平在这个讲座中，主要提到了以贾樟柯《三峡好人》《小山回家》《二十四城记》等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电影，以王家卫《东邪西毒》《阿飞正传》《重庆森林》等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以杨德昌《一一》等为代表的台湾电影和以黑泽明《生之欲》《红胡子》《影子武士》等作品为代表的日本电影，以《小鞋子》《黑板》《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等作品为代表的伊朗电影，以陈英雄《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等为代表的越南电影、以阿彼察《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正午显影》《综合征与一百年》为代表的泰国电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新浪潮电影（或者说是文艺片），光从片名来看，就很特别，可能看出光平兄看过的电影之多和对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电影的了解，令人惊叹。
能将各国和地区的电影进行高度的总结和概括，发现并指出东方电影的共性和在世界电影中产生的新浪潮，这是需要有很独到的眼光的。《东方电影新浪潮》像一个窗口，拓展了读者对电影深度和广度的理解，不但对普通观众看电影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就是对电影工作者也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唯一遗憾的是，对于东方最大的电影之国印度，光平在讲义中却没有提到，或许是认为大家对印度电影太了解，所以故意略去不提吧。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突破自我，靠着独特的脑回路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科技工具，不断突破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干预和改造的极限。在哈勃望远镜里，遥远的星空近在咫尺，迢迢星河淹没着的巨大秘密被一点点破解。在今天司空见惯的显微镜下，微生物的本来面目日渐暴露，哪怕是小到以纳米为计量单位的结构，也被我们层层拨开外衣。我们找到了构成人类肉身的细胞，从而抽丝剥茧，发现了细胞核里隐藏着的染色体、核酸、基因。我们还准确地发现和捕捉到了穿着隐身衣的病毒、细菌等无形的存在。
瘟疫就像我们科幻小说里的影子部队，无声地行军，无情地宣战，并且不加区别地伤害人类的身体健康，甚至致人于死地。更多的时候，它不仅杀人，而且诛心，打磨了我们的意志，毁灭了社会的根基。
抗击瘟疫主题邮票
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也面对了被天花击溃的困境。这支依靠信仰、铠甲和财富梦想武装起来的骑士天团、欧洲硬汉，最终不敌无声无息的瘟疫。其中的一次远征，就遇到了天花大流行，骑士团几乎全军覆没，侥幸活下来的人，又把天花病毒带回出发地欧洲，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对于高傲的骑士来说，信心的丧失几乎可以等同于生命的丧失，这样的挫折无异于自毁荣耀，伤口添血。
疫苗接种图
18世纪后期，有人在英国的乡村发现，牛会感染到一种类似天花的病毒，却不会像人类一样受到致命的伤害，很多挤牛奶的女工也感染了这种病毒，出现了类似天花的表面疤疹，而她们都能成功度过危险期，并且具有了免疫力，从此不再感染天花病毒。一位名叫詹纳的乡村医生由此得到启发，他推测是这种叫做“牛痘″”的病毒让挤奶女工被动地拥有了对天花的免疫力。他尝试着把提取到的牛痘种植到一个孩子的手臂上，过了一段时间，再给这个孩子接种天花病毒，结果，这个孩子安然无恙，没有患病。这样的结果证明了牛痘可以预防天花，而且安全性远远大于人痘法。这是人类抗疫史上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是人类在瘟疫折磨中迎来的最耀眼的曙光。
1979，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已彻底绝迹，在这场与流行病的漫长赛跑中，人类完胜。几千年应对和战胜瘟疫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勇毅前行的曲折旅程。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人类一次次面临灭顶之灾，又一次次化险为夷，就像被小小的蚂蚁困扰着的大象，继续纵横四方，掌控着这个世界的话语权。
当更多的作家、诗人沉溺于喧嚣的时候，光平正用他的阅读与思考释放他的孤独。“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和写作者，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参与到更多的热闹之中”。他甚至很少投稿、发稿，也与文学、艺术圈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仿佛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深刻的观察者和局外人，然而，他用学习、工作、阅读筑垒丰厚的学养，把自我还原成一个具体环境中的“个体”，并在其中不停地计算着自己与汉语的距离。他相信：每个汉字都是一座庙宇，好的文字会长出脚，走向更远的地方。
水和墨是大自然最简单的两种物质，然而，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它们已经是一幅画。黑色的墨和清澈的水结合在一起，就像是日常生活的交融，再加上一只毛笔，当然还有柔软而包容一切的宣纸，中国文人就能够把心中的审美极致呈现出来。彤管一支写春秋，水墨丹青缭慢词。墨分五色，五色就是丹青，就是中国画。
阎立本 步辇图（局部）
但是，过高的审美情趣和极端的写意倾向，也为大众的普遍审美带来了无形的障碍。在普通民众的心里，高度写意的中国水墨画，就像是我们头顶上美丽闪亮的星星，银海迢迢星河远，高高在上而遥不可及。像是空气里矗立起来的海市蜃楼，奇幻无比却无法代入其中。
这样的要求注定他们的作品不一定要好看，不一定要逼真，但一定要好。所以，我认为，逼真和好看是最接近真理却又最不靠谱、最危险的审美判断。也就是中国文人画的“扛把子”人物苏东坡说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就是，如果只从造型上像还是不像来评论一幅画的好与不好，这样的想法跟儿童的想法是一样，非常幼稚、简单。事实上，中国画，特别是中国水墨画，不是要精准地描绘出我们看到的具体物象，而是要表达这些物象在我们心里形成的印象和感觉。
法常（牧溪） 六柿图
我想到一个关于毕加索的故事。作为西方立体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融入了太多的平面交错、维度扭曲，甚至还有特别的时空概念，普通人很难得其精神。据说在一次沙龙上，一个贵妇人得到让毕加索画像的荣幸。贵妇人非常认真地做了一回模特，最终作品却看不到她的具体容貌，于是很不开心。毕加索对此的回答是：“尊贵的女士，请你务必要清楚，这不是一个女人，这是一幅画！”
山水画是人类绘画工具的不断丰富、绘画技巧日渐精进的结果，也是人类从战胜自然、主宰自然到敬畏自然的思想变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大气象，其一旦独立成科，就有了势不可挡的宏观表达。
展子虔 游春图
从自有了皴法，中国山水画就突破了先用线条勾勒基本轮廓，再用淡色或者青绿颜料进行填染的传统技法，使山石、树木有了纹理，有了质感，有了体积感，显得更加厚重和大气。这是中国绘画技法上的里程碑式突破，使用皴法之后，山水画的视觉维度增加了，不再是简单勾画出来的图画，而是具有更加接近自然的逼真形体，山石、树木的还原度和表现力得以大大提升。
横看成岭侧成峰。在这些迷人的线条，淋漓的墨色和磅礴的山水之间，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在这样的困顿与突围中，“京津画派” “海上画派” “岭南画派”等艺术圈子也算是精英倍出。叶浅予、程十发的戏剧人物，光良回归本真的稚拙朴人物风格，算得上是人物画道路上的一种苦苦寻觅。当“扬州八怪”完成了属于他们的另一种反叛之后，任伯年、吴之谦等海派画家把年画技巧和世俗生活的尘埃气息导入了花鸟画的创作，到了吴昌硕，算是一个小的总结。齐白石靠着才气的硬支撑，在晚年短平快地打了一个小高潮。之后的张大千、李苦禅、潘天寿、王雪涛、徐悲鸿、林凤眠等等等等，还算热闹，要说是蔚为壮观，也不算过分。“四僧”之后，黄宾虹算是对山水画做了一个小小的收场。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刘海粟、吴湖帆、高奇峰、高剑父、陆俨少等人的创作，也算可圈可点。
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
中国绘画博大精深，山遥水远。这是水与墨的无穷游戏，也是严肃而永无止境的艺术之旅。在这个没有终点的旅途中，现代性是不是一种图存的道路，复古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土壤？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又或许，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兰茂讲堂》是以我的名义整理编写的两本册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内容虽然是我独立完成的，但荣誉应该属于“讲堂”这一文化平台，属于嵩明文化的每一个点灯人。
从2017年开始，兰茂讲堂已经走过了7年多的辛苦旅途，回过头来看，每一个瞬间都是那么美好、迷人，值得回忆。所以，2022年，我利用业余时间选择其中10讲进行整理编写。其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云南，足不出户，通宵达旦，历时8个月，形成了20多万字的文本。又历时半年，上淘宝甄别、购买图片，与设计师沟通、探讨版式，亲历亲为，数易其稿，终于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梦想。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想法，就是嵩明在空间上已经紧紧地贴着省城昆明，但在文化姿态上，似乎还相隔着遥远的距离。兰茂讲堂应该承载着跨越嵩明文化千山万水的责任，或者至少应该成为一种尝试和探索。这样的跨越包括传统文化积淀的千山万水，比如以兰茂为坐标的嵩明文化之大成。同时，还有当下文化断层上的千山万水。
因此，我觉得应该将兰茂讲堂作为探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阵地，而不是简单传播知识点的课堂。因为知识点只是构成文化大观的基本要素，像是爱因斯坦们脑海中的“粒子”，真正的文化大成是由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决定和推动的，是现代科学苦苦寻找的“量子场”。就是要在通识普及的过程中，洞悉知识与理解的模式，获得思考的方法，形成文化的观念，即所谓“人文化成”。凡此种种，方为文化之根基。讲堂的真正意义，也才会得以显现。
两册《兰茂讲堂》 是对在县图书馆开展的讲座的一次小结，而非全部。其中所讲所思，不过是文化普及的一点点努力，就像是沧海中之一粟，看似无足轻重。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作为兰茂讲堂的一介主讲者，我执意沿着嵩明文化的时间之痕，跋山涉水、抛砖引玉……
